我認為中國體育改革中的協會制不可能照抄西方發達國家的那種協會制。同樣是社會化的協會自治，自律，自強，但是我們的社會化的體育社團不可能完全脫離政府，脫鉤不能理解為完全脫離。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具有強大的組織資源，以保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以及社會秩序。有位西方經濟學家說過，脫離了政府市場經濟兩分鐘也活不下去。因此我們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了好的政府的作用。

體育運動成為了社會現象和社會存在，它是脫離不了政府和政治的。問題在于政府要把社會能做的，能做好的事讓社會去做。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福利，政府要支持和管理，不必要的干預不要去做，必要的支持和引導也不可缺少。

全國性的體育競賽是需要統一協調的。重大的國際比賽也需要統一協調，如果你希望世界優秀的選手能來參加。因為優秀的體育人力資源是稀缺的，過去完全由國家協調，因此有批準制，可是如果政府機構利用這種協調權力做為小團體設租尋租的手段就不應該了。因此要逐漸把協調的權利下放給全國性的體育協會，大型賽事是群眾活動，少不了政府維持安全和秩序的支持，因此在某些范圍內的報批也是必要的。

這種社會化的改革會從增量開始，從競賽的社會化和市場化入手。但是最終的改革乃是存量的改革，因為它會觸及利益的分配和權力的分配，增量改革如果觸及成本也是要有存量支付的。

具體來說，中超足球賽，CBA籃球賽的改革既要市場化，去行政化，又不可能完全脫離政府有關部門的監管和協助。

有一種看法認為，民間體育社團完全可以獨立運作，不受干涉。但是你只能在規定范圍內獨立運作，這個范圍是你內在社團登記時提供的章程和各種規定以及外部法律法規有關的限制。最主要的還是自身規章的限制，這叫自律，根據規章進行活動這叫自治。而這些規章在社團登記時要受到符合現行法律的審查的。

我們現在要增強法治觀念，首先在改革過程中要制定一個好的章程和相關的配套條例，這樣才能自治和自律。否則就會形成少數人說了算，公開和民主是民間社團少不了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