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12月4日，巴黎圣日耳曼罕見地組織了一次“媒體開放日”，但是在第二天，《隊報》并未提供較大篇幅關于巴黎的報道。這家法國最大體育媒體和足球第一豪門之間明顯氣氛不對。

就在12月4日當天，《隊報》刊登了兩個版面的報道，關于巴黎圣日耳曼的媒體戰略。毫無疑問，這篇報道會讓卡塔爾人感到顏面無光。但報道中提到的各種事實是大多數和巴黎圣日耳曼有過接觸的媒體人早就有所感知的——卡塔爾人對輿論的態度只有一個：控制。

一方面，由于引人注目，巴黎圣日耳曼是媒體任務最重的俱樂部，路易斯·恩里克每賽季要接受500-600次媒體采訪。例如歐冠比賽結束后，當他終于坐到新聞發布會的椅子上，就已經在隔開的區域接受過5次版權轉播方的采訪。

恩里克和瓜迪奧拉一樣，對“一對一專訪”幾乎一概拒絕，除非是歐足聯、國際足聯或轉播方的強制要求。想采訪一名巴黎球員仍然比與部長共進午餐更困難。此外，法甲賽前新聞發布會，大多數球隊都會安排主教練和一名球員出席新聞發布會，巴黎圣日耳曼多年來始終只安排主教練，只有在歐冠比賽前才會增加一名球員。

賽后的混合采訪區，巴黎圣日耳曼曾是全法甲最“節省”的球隊，通常只派出一名球員，而且基本都是姍姍來遲。在與媒體溝通后，俱樂部開始更主動配合，賽后通常會迅速派出兩名球員，并確保至少有一名法語球員亮相。

盡管對媒體態度吝嗇，但是之前巴黎圣日耳曼的傳播工作還很混亂，分屬多個模塊：俱樂部管理層、公關團隊、職業隊、青訓部分、綜合體育部門等，很容易造成信息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甚至引發“部門間互相提防”的內部緊張。

今年夏天，俱樂部進行了重大重組，由曾供職巴黎奧運組委會的安妮·德尚出任新負責人。她將多個傳播部門合并，推動跨部門協作，加強信息共享，減少內部摩擦。

但也有2人例外。不受俱樂部傳播部門管理的是主席赫萊菲的個人發聲。他兼任多項國際職務，其對外溝通由卡塔爾體育投資的律師大衛·薩格登負責，而非巴黎圣日耳曼本部。

另一個就是顧問路易斯·坎波斯。他是巴黎事實上的體育總監，但同時身份又是外聘的顧問。按流程來說，他的媒體溝通應該屬于俱樂部統一管理，但坎波斯自己在摩納哥另有自己的私人團隊，早期還依賴一名傳媒人士作為對外“橋梁”。之前我們在報道里也曾經說過，某些法國媒體文章疑似坎波斯對俱樂部放話貼，現在《隊報》確定地表示，坎波斯的私人團隊曾引發過俱樂部內部的不滿。但畢竟坎波斯達到目的了，自從他終于和巴黎續約至2030年后，“平行管理”的情況有所收斂。

《隊報》說，2011年卡塔爾人入主以后，巴黎圣日耳曼一直保持對媒體環境的強控制力。他們對法國媒體的新聞報道獨立性嗤之以鼻，保持著強烈的“歸順或敵對”態度，傳播策略就是 “要么支持我們，要么反對我們”。換句話說——如果不做我們的肉喇叭，就是我們的敵人，高度疑似金元時代中超豪門的公關部。

所以，巴黎圣日耳曼對內和對外都非常兇悍。對內部人員施加壓力，防止他們與媒體接觸，甚至要求檢查電話記錄。對外則通過“數字軍隊”在社交平臺攻擊媒體或公眾人物。俱樂部表示，過去三年已明顯收縮此類做法，但仍然堅信掌控媒體敘事是必要的：“像我們這樣的俱樂部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這完全正常。”

所以，現在“采訪”巴黎圣日耳曼的“媒體”已經和過去完全不同。在俱樂部前任公關部門的推動下，“網紅”已成為巴黎圣日耳曼媒體生態的一部分，他們頻繁出現在發布會甚至混合區。這一點體現了巴黎圣日耳曼與歐洲其他豪門不同的傳播策略，他們認為網紅是重要的傳播渠道，可以通過引導他們塑造更友善的外部輿論環境。

網紅完全受控，和報紙、電視等媒體，則需要在審查方面討價還價。《隊報》說，現在，巴黎圣日耳曼對采訪內容的審閱與修改已成為常態，而且還不想承認。例如今年 8月，阿什拉夫·哈基米在接受Canal+電視臺采訪中談到自己也應該獲得金球獎，俱樂部就曾要求電視臺刪除，但電視臺堅持播出了，而俱樂部又否認提出過要求。實際上，這類“內容審閱”如今十分普遍。

當然，由于法國整體的輿論環境里，傳統媒體仍然擁有較高的地位，巴黎圣日耳曼還不至于撕破臉皮。尤其是，在巴黎圣日耳曼想為自己造勢的時候，他們仍然極度需要傳統媒體，例如今年下半年俱樂部就在登貝萊獲得金球獎前后發動了強大的媒體攻勢，《法國足球》編輯部其實相當配合，30人候選名單里，9人來自巴黎圣日耳曼，這樣的挑選實在讓卡塔爾人太風光了。

尷尬的是天氣不聽卡塔爾人的媒體官員使喚，這導致巴黎在頒獎前一天的法甲比賽推遲到了頒獎當天，恩里克和多數球員錯過了典禮。